傅作義(1895.6.24-1974.4.19)，字宜生，山西榮河安昌村(今屬臨猗)人，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愛國將領，杰出的軍事家、統帥。1949年1月，他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的主張，毅然率部起義，促成北京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貴歷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萬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免遭兵燹。解放后，傅作義擔任水利部(后來的水利電力部)長達23年之久，為新中國水利、水電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傅作義將軍

傅作義1930年參加閻、馮反蔣戰爭，任津浦線總指揮。抗日戰爭時期，歷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第八、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兼綏遠省、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剿總”司令。1949年1月底，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率部起義，對北平和綏遠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水利電力部部長，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是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79歲。

傅作義是山西省榮河縣(今臨猗縣)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祖上世代務農，他的父親傅慶泰，生有三子一女，長子作仁，三子作良。傅慶泰起先從事背人過黃河(從河叉到渡口)的苦力活，每背人過河一次得制錢兩枚。后被雇為船工，久之稍有積累，同人合伙租船，從河津運煤到潼關。積利漸多，得以買船獨家經營運輸。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西太后逃往西安，傅慶泰運煤售給皇家，得利甚厚，旋設立了若干商號，成為榮河縣有名的富戶。傅慶泰因出身貧微，不為鄰里所重視，乃決心讓作仁、作義二子投身軍界，以提高社會地位。

傅作義年幼喪母，由繼祖母傅王氏撫養。因他聰穎，記憶力過人，深得祖父母的鐘愛。有一天，私塾先生講授《論語》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時，他的叔父傅慶玉和哥哥傅作仁記不住，而在書房外玩耍的傅作義卻背得爛熟。傅作義六歲進本村私塾讀書。后來到離村五六里的白馬廟上學。那時他讀《論浯》、《孟子》和《左傳》等，理解力很強，唯獨珠算課成績不佳。他請求同學幫助，反受諷刺，遂決意刻苦攻練。終得滿分。通過這件事，他得到了啟迪。從而樹立了干什么事，只有自己努力才有聽成就的觀念。后來給孩子們起名也叫自勵、自奮、自勉等。七八歲時，最喜愛游泳，他在小池塘里不能滿足要求，就偷偷到黃河里去游。騎馬也是他喜愛的一種活動。一般小孩不敢靠近馬，怕踢著，他騎上沒有鞍子的馬，奔馳于村東和村西，毫無懼色。春季農村常有旋風，那時有一種迷信的說法，說旋風是鬼。當有旋風時，其他小孩都喊“鬼來了”，即跑開，他卻跑進旋風里用樹枝棒亂打，過后哈哈大笑，說：“我和鬼大鬧了一場。”因此，村里有人背后說：“這個孩子天下怕，地不怕，長大了，好了可能成才，不好，很可能是傅家的敗家子。”

1905年，傅作義進榮河縣立小學讀書，功課成績名列前茅。1908年升入運城河東中學。次年，同張金強女士結婚。1910年考入太原陸軍小學。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剪掉辮子，參加山西起義，擔任學生軍排長，奉命隨起義軍總司令姚維藩開赴娘子關抵御清兵，后聞山西起義軍副都督溫壽泉率敢死隊南下，偕同薛篤弼等追至運城，參加李岐山率領的起義軍攻打臨汾城。1912年，他被太原陸軍小學保送到北京清河鎮第一陸軍中學深造(亦稱軍官預備學校，。放假回家時，告訴父親因郊游欠了二十兩銀子的債。傅慶泰未責罵一聲，即帶他到黃河邊，父子二人脫掉鞋襪下水。時值初冬，水冷刺骨。傅慶泰告訴他：“我的銀子是這樣掙來的。”回家后，父親在秤銀時手不停顫動，二十兩銀子，取上放下，秤了約計半小時。從此，傅作義生活一直簡樸，從不多花一文。1915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種。1918年，畢業分配回山西，在閻錫山部第十團當見習軍官，不久轉任排長、連長、營附，第三年升任第十團少校團附兼團技術隊長，負責全團的軍事訓練(體操、射擊、劈刺、投彈)。每天拂曉，他總是親自帶領部隊急行軍三四十里；訓練場上，他身著士兵服裝，每項課目自己先做示范動作；他盡量設置難度大、近似實戰的場地和障礙，從難從嚴要求部隊。在全省軍事技術比賽中，該團獲得第一名。傅作義因此得到閻錫山的賞識，并為同僚所稱贊。1922年，傅作義任第四團一營營長。他能叫出全營八百士兵的名字，熟悉每個軍官的性格和優缺點。他關心全營官兵，逢年過節要賞給士兵豬肉、粽子、月餅等；知道某人有困難，就解囊相助。因此，全營官兵樂于服從他的嚴格要求。

被毛澤東主席贊為“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貴將軍與有勞績”的傅作義，不僅是一位中外聞名的抗日愛國名將和對酷愛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做出重要貢獻的著名愛國人士，而且又是一個十分酷愛水利事業的人。早在傅作義主綏遠初期，他率部進駐河套西段(后套)，發動官兵開展大規模屯田運動，并在那里大力興修水利。當時，10萬部隊就是10萬水利大軍。

1941年，他派出所部第17師的全體官兵約3000人，幫助地方興修水利，直接引用楊家河水澆地，使3萬多畝耕地及時得到灌溉。人們認為，只有傅作義統率的軍隊才能做得出來。后來，人們將這渠命名為“機緣渠”，以示對傅作義的頌仰。1943年春，傅作義決定以軍隊為主，以民工為輔，開挖復興渠，以改善五原、晏江兩縣的引水設施，擴大水澆地面積，增加糧食生產。在修渠過程中，傅作義親臨工地視察，在施工中，團級軍官帶隊，各師師長在工地現場指揮。盡管當時條件困難，生活艱苦，但廣大官兵風餐露宿，夜以繼日戰斗在工地上，終于按時保質保量完成了挖渠任務。

從1941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傅作義帶領部隊在后套所挖的渠道寬15米以上的干渠達1700多里，寬3米以上的支渠，超過1萬里，可謂渠道縱橫，渠水遍地。水澆地在1千萬畝以上。利用河渠養殖的鯉魚，源源不斷地供應市場，鴻雁、鷺鷥等水鳥晝夜成群，盤旋棲息不去。后套被人們譽為“塞上江南”、“魚米之鄉”。由于河套地區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管理得當，農牧皆宜，部隊和老百姓的農副業生產不斷獲得大豐收。因此，屯田運動的開展和水利建設，促進了綏西生產的發展，繁榮了經濟，也體現了傅作義治軍治水并重的指導思想。

傅作義從1954年起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后連任。還擔任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為褒獎他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的貢獻，毛澤東主席親自授予他一級解放勛章。新中國成立后，傅作義從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長起，到逝世前一年懇辭批準，一直工作了23年。他踏遍了全國的山山水水，從天山腳下到莎經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三角洲的水利電力工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在發生嚴重水災時，傅作義親赴抗洪搶險第一線，對新中國的水利電力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毛澤東曾嘉獎他說：“對水利這一行，他是鉆進去了。”

傅作義生在黃河之濱，青少年時期家鄉的黃泛災害，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許多苦難的記憶，主政綏遠時，對水患感受頗深。當上水利部長后，認為這是實現他多年追求的“為民造福”夙愿的絕好機會。他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每年都用大量的時間深入各大中型水利、電力工地，調查研究，檢查指導，從南方的珠江到北方的松花江，以至天山南北，無不留下他的足跡。1957年夏天，他參加三門峽水電樞紐工程開工典禮后，冒著酷暑，沿黃河視察。有時晚上就露宿在黃河河灘上。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經周恩來總理派專家搶救，病情才有好轉。他在20多年部長任內，為新中國水電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直到1972年10月才因病辭去部長職務。　

1949年2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傅作義。傅作義看似有些恐慌害怕，說話都很不自然。他一見毛澤東，就立正說：“我有罪！”毛澤東親切地握住傅作義的手，說：“不要這樣說。當初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搶掠了我們多少文物珍寶啊。現在，如果我們自己毀了紫禁城，破壞了那些文物古跡，那是要被子孫后代唾罵的。現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們應該謝謝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遠也不會忘掉你的。假如說，你過去有錯的話，那么現在功過權衡，還是功大于過，也是有功人員……”然后，毛澤東親切風趣地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就像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滑頭，最后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當毛澤東問他愿意做什么工作時，傅作義回答說：“我想，我不能在軍隊里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黃河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毛澤東接過傅作義的話說：“你對水利感興趣？黃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將來你可當水利部長么！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可能是這次談話，傅作義建國后的工作就此確定下來。傅作義剛任水利部長時，水利部領導中卻有人認為他是非黨人士，有意貶低、刁難他。傅作義到水利部會堂開會，有人故意把他的汽車轉停到偏僻遠處；對他以部長名義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于是，傅作義對所有文件在看過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由某副部長批示，并形成慣例。傅作義并不介意這個。后來，毛澤東發現水利部文件批文沒有了傅作義的名字，敏銳地發現問題，深嘆一氣。

北京市第一屆體育運動會在天壇公園舉行，毛澤東和傅作義應邀觀看比賽。毛澤東看到一半，就約傅作義離開會場，出去走走。走到祈年殿時，毛澤東風趣幽默地指著修補過的天壇一角，問傅作義：“宜生，你看這一塊我們補得好不好？”

那是1949年為阻止蔣介石企圖派飛機運走傅作義的精銳武器和一部分親信骨干，而被解放軍的炮火轟壞的天壇一角。傅作義以感謝的心情會意地笑笑，說：“不仔細看，看不出來。”“如果我們兵戎相見，這墻補也補不得啰。你是北京的大功臣，應該獎你一枚天壇一樣大的獎章。”毛澤東說，“是不是我們共產黨內有人怠慢你？”“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已經感激不盡了。”傅作義說，“我體會《共同綱領》是四路縱隊(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前進，向左看齊，跟工人階級走。”毛澤東聽了，深沉地說：“是的，但是以后還要展開變成橫隊哩！”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無微不至的關心下，傅作義全身心地投入國家水利建設。他說：“咱們只有嚴格要求自己、踏實工作的義務，沒有其他要求的權利，干任何事情都要多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少計較個人得失，這樣心情就會豁達多了。”傅作義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從1949年起擔任水利部長，直到1974年逝世，他在位長達23年，他的后半生踏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許多水利工程，都有他的足跡。他幾乎每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三門峽工地、治淮工程和密云水庫工地等第一線研究指導工作。

1951年，傅作義和副部長李葆華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壩途中，有約15公里路程汽車無法通行，他堅持和大家一起步行前往。他出差，按規定可以坐火車公務車(在列車上單掛一節專用車廂)，但他從來不要，他說和工作人員合要一間包廂(4個鋪位)就夠了。

建設三門峽水電站時，傅作義從黃河下游一直視察到潼關。走到陜縣，氣溫高達40攝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燙手，坐著不動也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會兒，堅持按計劃視察。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況，就地解決問題，還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況，問寒問暖，關心群眾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出差時就帶些饅頭干，不時地嚼兩口。

繁重的工作壓垮了傅作義的身體。1962年初，中央考慮傅作義的心臟病比較嚴重，安排他一家到廣東休養。他表示，如果只是休養，他不想去；如果讓他做些工作，他可以去。中央和廣東省委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到廣東后，他先后視察了花縣水庫、新豐江水電站及新會、佛山、高要等地的水利工程。每到一座水庫，他都是先服了預防心臟病的硝酸甘油藥片，然后登上壩頂，了解情況。

傅作義常說，舊社會壞就壞在那個制度、那個體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會好就好在這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一切難辦的事也能辦成。作為民主人士，傅作義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可謂典范。據傅作義的夫人劉蕓生說，他是以戴罪之心投入人民懷抱的，受到黨的信任和重用，他常常懷著感激的心情說起這一點。中共中央對他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對他十分尊重，曾規定，水利電力部的領導要定期去傅作義的住處匯報工作，征求他的意見。共產黨相信他，他也相信共產黨，有人攻擊民主人士都是招牌，有職無權時，他反駁說：“我這個部長就是有職有權，水利部黨組李葆華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華同志，我們互相商量，肝膽相照，沒有感到有什么隔閡。”

當時的水利部在和平門內西半壁街呂祖廟的一個院子內。水利部當時機構精簡，只有300余人。部長和一般干部幾乎天天見面。傅部長還是穿著布料中山裝，每天按時上下班，有時還作工間操，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他把釣魚臺捐獻給水利部，并在此建了幼兒園，以后建為國賓館。在一年一次的全國水利會議上，他自己拿錢宴請各省市、自治區代表。每逢有大的運動和全國水利會議，他都作報告。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經常強調我們水利部是在毛主席和共產黨員領導下工作的。在抗美援朝大會上的一次講話中說，他向毛主席提出申請，愿意赴前線去抗美援朝。傅部長不辭辛苦經常出差。據同事說，在1950年踏勘黃河三門峽時，曾在黃河灘上露宿一夜。

1952年初中央決定在長江荊江段修建荊江分洪工程，以確保江漢平原幾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這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型水利工程。解放軍七個師和十幾萬民工參加施工。由于工程量大，又逢當地梅雨季節，給施工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毛主席和周總理對工程的進展十分關心，如三月前完不成任務，就前功盡棄。為此，毛主席題詞“為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并派傅部長率團帶著繡有毛主席題詞的錦旗去現場視察工程，慰問廣大軍民。總指揮部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大會，傅部長的講話和慰問給廣大軍民很大的鼓舞。在黨的領導下，經過幾十萬軍民的奮戰，工程如期完成了任務。第二年即分洪，發揮了效益。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岳城水庫是河南、河北兩省的跨省大型水利工程，承擔下游十余縣的防洪和河南、河北兩省300萬畝土地的灌溉任務。工程由水利部直接負責設計和施工。國務院和周總理很關心工程的建設，1966年4月5日周總理還親臨現場視察施工。由于全國紅衛兵的大串聯，把鐵路大動脈搞亂了，有時急需的施工材料不能按時運到現場(大鐵路直達工地)，迫使工程不得不停工待料。但是水利部大部分領導干部被批斗，機關已陷于癱瘓。傅部長知道工地停工待料后，親自給鐵道部門有關方面去函，解決了施工待料的燃眉之急。在這樣的嚴峻的形勢下，傅部長仍關心一個工程的具體施工問題，實在令人欽佩。

特別是周恩來、鄧穎超對傅作義無微不至地關懷。毛澤東、周恩來經常邀請傅作義到家里做客、看電影。彭真、薄一波和其他中央領導與傅作義常有來往，習仲勛每逢遇到水利部的人都要問問傅作義的健康情況。1957年，傅作義在山西考察時心臟病突發，周恩來立即派飛機和醫生前去搶救，并派鄧穎超專門看望，鼓勵他戰勝疾病。周恩來每到外地帶來些瓜果蔬菜，都會送給傅作義一些。1962年8月，鄧穎超致信傅作義“我和恩來于昨晚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帶回些在那里買到的深州蜜桃和該地產梨以及起士林制的花生糖，請您和嫂夫人嘗嘗，藉助你們健康和長壽”。傅作義在小醬坊胡同住的是一座小樓。傅作義有心臟病，上下樓十分不便，周恩來得知后，責成有關部門蓋了一座平房，請傅作義在那里辦公。傅作義在院子里種了幾棵桃樹，每年桃子成熟后，他都挑選最好的送給關心他的中央領導人。1974年4月中旬，傅作義在彌留之際，周恩來拖著病重的身體去看望他，說，傅作義先生，毛主席說你對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傅作義嘴角顫抖著，眼含淚花。

解放前，傅作義為了給集體福利積累資金，開辦了工廠和貿易公司，所賺的錢多用于編制外人員的開支、陣亡將士的撫恤以及創辦學校等。解放后還有380余萬元。除了1962年40萬元購買公債外，其余全部上繳國家。毛澤東批示：將款存入人民銀行，仍歸傅作義支配使用。但傅作義分文未動，1974年他病危時，全部上繳國務院，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

傅作義晚年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祖國的統一，他對臺灣的故舊十分想念。他說，我無時不懷念由大陸到臺灣的舊日的朋友和同事們。1974年2月，傅作義說：“25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我做的確實是一件最正確的事。我現在仍然要勸說你們，你們今天聽不進去，但不久的將來就會聽進去的，會相信我的話的。當時的奮斗目標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而大陸解放僅僅20余年的短暫時間里，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已經把一個貧窮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舊中國，一變而為嶄新的、強大的新中國。”“臺灣是中國人，臺灣和大陸是同胞兄弟。為什么不能一塊來干？為什么不能一起來分享光榮呢？”

祖國的統一大業時時縈繞在傅作義心中。他多次在政協會議上發言和在報刊上撰文，譴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呼吁“國民黨軍政人士走到人民方面來”。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國總統尼克松舉行的告別宴會后，當晚致函尼克松，稱贊他謀求同中國關系正常化是明智行為，接著嚴正指出，美欲謀求亞太地區及世界和平，必須同中國合作；而欲同中國合作，必須尊重中國的主權，放棄支持臺灣的錯誤態度。1973年他抱病主持全國政協召開的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26周年座談會，他在發言中指出：“中國的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阻撓破壞不了的”　

1972年傅部長因病辭去了水電部部長職務。他在水利水電戰線上辛勤工作二十三個春秋，跑遍了祖國七大江河和內陸河流。與傅部長共事多年的錢正英部長為紀念傅部長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說：“傅部長對水利水電一片赤誠，……對水利水電工作有很精辟的見解，……水利水電戰線的職工深切懷念對中國革命勝利和水利水電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傅作義先生。”

1974年，傅作義病情加重，周恩來總理抱病到醫院看望他，對他說：“毛主席說你是對人民有大功的人。”傅聽后感到十分欣慰。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在北京醫院病逝。23日，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葉劍英致悼詞，高度贊揚傅作義對抗日戰爭，北平、綏遠的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貢獻，以及他為臺灣早日回歸祖國懷抱所貢獻的力量。扶今追昔，飲水思源，在2012年來臨之際，深切懷念傅作義先生，在此致以崇高的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