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共山，協鑫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1958年2月出生于江蘇省阜寧縣東溝鎮，1981年畢業于南京電力專科學校，菲律賓比利勤國立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學位。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江蘇省政協委員，中國光伏產業聯盟聯合主席，享有“中國新能源之王”和“世界硅王”之稱。協鑫集團旗下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朱共山執掌的保利協鑫是世界領先的多晶硅和硅片生產及研發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多晶硅和硅片生產商。2009年朱共山以97億身家成胡潤能源富豪榜首富，2015福布斯華人富豪榜第221名。

2015年10月14日至16日，由臺灣外貿協會、SEMI與臺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主辦的第九屆臺灣國際光伏展(PVTaiwan)在臺北市南港展覽館如期開展。此次“光伏展”的“主角”，除了主要的臺灣光伏企業，還有一個來自大陸的廠商——“保利協鑫”。

在當前我國光伏產業迅速“觸底反彈”的發展勢頭下，憑借其規模、技術、成本的優勢，保利協新迅速地擁有了臺灣光伏市場中大量的份額。“主要的臺灣電池企業都是我們的客戶，我們保障了臺灣硅片市場三分之一多的供給。”保利協鑫副總裁呂錦標如是說。

我國光伏產業的發展道路，并不一直是一條“坦途”，光伏行業在近十年的歷程中經過了“寒冬”的蕭條以及“陽春三月”的春暖花開，一直波瀾起伏。然而，在大起大落的光伏領域里，朱共山所率領的保利協鑫，不管行業處于風雨飄搖的低谷還是雨后春筍的高潮，始終如“疾風勁草”般風雨不動、頑強生長。想要了解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是源于獨具的慧眼還是運氣使然，需要我們共同走近這位“光伏大亨”和他的“能源帝國”。

“民營電王”的創業史

朱共山是一名蘇北老紅軍的后人，1958年2月出生在江蘇阜寧縣東溝鎮的農村，在家里排行老三。1981年畢業于南京電力專科學校(現南京工程學院)，主修電氣自動化，2005年在菲律賓比利勤國立大學獲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雖說是“紅軍之后”，朱共山的創業史卻并非借助了一個更高的起點，其創業經歷獨具傳奇色彩。

朱共山“發跡”于江蘇。從1978年開始，朱共山在阜寧縣打拼，先后做過多份普通工作，包括售貨員等。1990年，在香港創立了協鑫集團，其后的1996年，他創辦的公司和新海康航業共同投資太倉新海康協鑫熱電有限公司，在江蘇太倉建立了第一個熱電廠，隨后其發電廠不斷增加，達到二十多個，與五大國有電力集團“分庭抗禮”，獲得了“民間電王”的稱號。

朱共山在其戰略盟友中國保利的鼎力支持下，于其人脈資源豐富的江蘇、浙江兩省入手，主攻垃圾發電、生物質等環保能源發電。以“民營資本”的身份在華能、國電、華電、大唐、中電投這五大電力集團及申能、粵電、深能和皖能等“地方軍”控制之外的狹小空間里騰挪，并以30億人幣的身價，位列“008胡潤能源富豪榜”的第18位。之后朱共山又將其業務拓展至煤炭開發、煤化工業務、與人合資生產風電設備，同時，又在江蘇徐州努力打造號稱“亞洲最大”的多晶硅項目江蘇中能光伏。

和同代企業家差不多，朱共山的創業成長史，和中國經濟發展史高度重疊。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朱共山經過一系列的抉擇后，最終才選擇了創業。但跟大部分同樣白手起家的商人不一樣的是，朱共山下海之后不久便找到了合作伙伴——香港新海康航業投資有限公司。香港新海康航業投資有限公司的大股東，是央企保利集團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香港嶸高貿易有限公司”——這也是后來“保利協鑫”公司名稱的由來。

放走百億，只為“長單”

朱共山與光伏的結緣，始于2006年，雖然未能“捷足先登”，不過他只用了短短5年的時間就后來居上，成為多晶硅和硅片行業龍頭。而更為傳奇的是，06年朱剛開始涉足光伏領域的時候，就選擇了光伏產業中門檻最高的上游——多晶硅原料行業。

2006年3月份，朱共山投資70億元成立了江蘇中能硅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簡稱江蘇中能)。當時，國內的光伏企業正密集地在海外上市，朱共山之所以不同于無錫尚德、天威英利等同行，進入上游，既是出于市場競爭的考慮，更是因為他是個“大胃王”。朱共山敢賭，江蘇中能投產后，恰好碰到了多晶硅價格一路高漲的行情，但是就在多晶硅異常緊俏的“瘋狂時刻”，他決定利用多晶硅供不應求的機會與下游客戶簽訂長期戰略供應合同。

隨后，江蘇中能本可以乘機大賺500美元/公斤的現貨利潤，但朱共山并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與客戶簽訂利潤相對要少得多的為期8年的長期合同，此合同價格要比現貨價格低40%-50%。如果按照這個賬目算下來，朱共山放跑了上百億元的利潤。

然而，朱共山一直把簽“長單”當作他在光伏產業中的“得意之筆”，這一招為江蘇中能在金融危機期間逆市擴產打下了鋪墊。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多晶硅價格已經跌到了100美元以下，但是有了這些“長單”，江蘇中能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比其他企業的日子要好過了很多。不過，按照朱共山最初的設想，江蘇中能將在美國或香港獨立上市，但受金融危機影響，使江蘇中能登陸的日期一推再推，并最終導致上市未果。

2009年，保利協鑫以逾260億港元(折合人民幣230億元)，收購江蘇中能的全部股權，搖身變為新能源龍頭股。2010年，又涉足硅片領域，只花了不足一年，就成為行業第一，不僅供應量占了全球約三成，成本更是業界最低。2011年，朱共山以財富160億元位居“胡潤新能源富豪榜”榜首。

光伏“低谷”期的一枝獨秀

2011年1月，多晶硅行情還算不錯，但從3月底開始，太陽能電池相關報價一路走跌，由于歐債危機爆發，歐洲許多國家取消對替代能源的補貼，多晶硅價格又一次暴跌，甚至降到了前所未見的40美元以下。此時，整個中國光伏行業已是哀鴻遍野，曾一度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太陽能多晶硅片生產企業賽維LDK以及老牌太陽能電力企業無錫尚德都被破產傳言所籠罩。不過，在這行業處于低谷時期，仍有一家制造商還在創造奇跡，就是保利協鑫。

這一年11月下旬，數家在美上市的光伏企業發布三季報，數字一片慘淡。國內四大光伏巨頭英利、尚德、天合光能、賽維LDK共虧損2.9億美元。據賽迪智庫光伏產業研究所調查顯示，我國半數以上的中小電池組件企業已經停產，有的大幅減產30%，還有10%至20%的小幅減產或在努力維持，并已開始不同程度的裁員。而朱共山的保利協鑫上半年凈利潤仍達到35.5億港元，無疑是這一時期光伏產業中的“一枝獨秀”。

不僅如此，保利協鑫還在大規模地擴張：與富士康合作，在江蘇鹽城、山西大同共同建設了多晶硅、電池、組件和下游光伏電站的垂直一體化的產業鏈;11月17日，還與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共同宣布，計劃在一兩年內于山西大同合作建設規模達1GW的光伏電站，而當時整個中國光伏電站的容量還不到2GW。

為了安撫下游的廠商，朱共山幾次帶隊與客戶談判，采取的方式是降價、延長合同的方式，實現合同總價值不變前提下減少硅料現貨價格下降帶來的損失。朱共山籠絡了不少下游企業的心，但他們有時并不買賬，保利協鑫執行總裁舒樺曾在臺灣受到尖銳的責問：“太陽能產業崩盤，你覺得保利協鑫是始作俑者嗎?”提問者是臺灣大同集團董事長林蔚山，起因就是保利協鑫激進的低價策略。當時舒樺正在臺灣國際太陽光電展夸保利協鑫的“大方”：“協鑫的做法是不需要客戶開口的。我們主動會跟他們磋商相關問題，而不是說等他開口。”與朱共山面相稍胖、行事沉穩的風格不同，舒樺清瘦精干，他依舊在臺上微笑著說，協鑫的多晶硅生產成本2011年年底將降到20美元/公斤，他將皮球踢了回來，“你們該問的是，為什么其它公司做不到?”

“公開信”風波：精硅還是薄膜?

2014年，在漢能一線電站開發員工至保利協鑫董事長朱共山的公開信在光伏圈瘋轉。此事起因是9月11日在北京舉辦的“2014光伏領袖峰會”上，保利協鑫和英利集團兩位高管力撐晶硅，直指薄膜路線薄弱之處。而漢能董事長李河君力挺薄膜，業界認為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晶硅還是薄膜?在光伏領域原本就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而現階段，薄膜的成本長時間無法與晶硅產品競爭，導致一線開發員工在向業主提供技術支持時產生較大分歧。

這份漢能員工致保利協鑫的朱共山“嚴正聲明書”，言辭激烈，稱朱共山“不道德”。隨后，朱共山以及“漢能全球光伏應用集團”副總裁徐永邦都憑著在商界打拼數十年的豐富經驗以平和、理性的措辭分別對“公開信”做出了成熟、睿智的回應。朱共山對“聲明書”的作者表示，“非常感謝您的寶貴意見!我們會加快文化建設，對新入職的員工加快文化導入。”還鼓勵道“我們共同攜手，為共筑新能源宏圖大業做出各自的貢獻!”

晶體硅電池技術與薄膜電池技術只是光伏在不同時間段自然產生的不同技術路線而已，雖有前后關聯，卻無必然的取代與否與繼承關系，它們各有優勢，光伏行業也更應該呈現的是百花齊放的一種良性競爭態勢——經過朱共山與漢能員工公開信一事，大家似乎都更懂這個道理了。

光伏“回暖”下的協鑫

從2013年開始，市場供需矛盾有所緩和，光伏產業漸漸回暖。如今，經過兩年的洗牌調整，我國光伏“兩頭在外”的狀況已不復存在，不僅產業鏈各制造環節齊頭并進，分別占據全球市場五到七成份額，光伏應用市場也已躍居全球第一。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大陸光伏制造業總產值超過2000億元，同比增幅達30%。這樣的發展形勢對于在光伏地位顯赫的保利協鑫，自然存在更多的機會。

2014年，協鑫集團借殼森泰集團，更名為協鑫能源，把旗下光伏電站業務裝入其中，實現了新能源業務獨立上市。上市之后，協鑫加大了對海外市場的投入。5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印度經貿論壇上，協鑫與印度阿達尼電力集團簽署戰略協議，規劃總產能達到10GW，協議金額高達數百億。朱共山的微信昵稱叫“把綠色能源帶進生活”，可見，他對能源產業的感情頗深。印度市場只是他“綠色能源”戰略的其中一步，這盤棋，他才剛剛開始走。